中国期货惨败录
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从国外的巴林银行、安然公司，到国内的‘中航油’、‘国储铜’事件，无一例外地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国储铜事件
如英国商品研究所2004年11月预测，2005年全球铜供应将出现10万多吨的过剩；2004年11月中旬举行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年会上，国际大投资银行也大多预测2005年铜价会下调，市场将继续过剩。但实际情况却是国际铜价的逆市上涨，在2005年11月更是达到期铜市场百年来的最高纪录，每吨高达4146.65美元。“国储铜”事件正是发生在有关机构预测国际铜价会下跌，但实际却持续上涨的时期。
2005年11月9日国家物质储备局(简称国储局)发布的国家储备铜竞价销售公布称：为缓解当前国内铜供应紧张的状况，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国储调节中心受国储局委托，于2005年11月16日拍卖2万吨国家储备铜。
在此后短短的一个月内，国储局举行了四场现货铜拍卖会，拍卖起价一次比一次高，给市场带来的冲击一次比一次大，其中，第三场拍卖起价上海、宁波地区为每吨37140元，但首批100吨的成交价格就达38120元/吨，拍卖价远高过市场的预期，消息一经传出，沪铜期货和LME铜期货价格便快速上扬。
第四场现货铜拍卖会上，占2万吨拍卖总量80%的1.6万吨铜流拍的拍卖底价与市价不相上下，参与者怨声载道。尽管国储局声称抛售铜的目的在于满足国内铜的需求，平抑铜价，但市场更愿意相信国储局此举是在缓解其在期货市场的损失所带来的压力。
因为自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铜期货市场上通过LME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1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铜，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这批头寸交割日在2005年12月21日。
但自2005年9月中旬以来，国际基金不断以推高铜价的方式逼空国储局，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不断走高的国际铜价无疑会给国储局造成巨额亏损，所以国储局不得不通过不断抛售国内现货来缓解压力，挽回损失。
2005年年末，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坦言，由于缺乏对市场风险的有效控制，国储局在此次事件中损失惨重。
2、中盛粮油事件
2005年2月底到4月期间，CBOT豆油期货一路走强，而内地大豆油现货价格却出现下跌。这一背离使得中盛粮油套期保值不但失去作用，而且在期货和现货市场都出现亏损。据判断，每手亏损1700美元左右。按亏损超过1.3亿港币计算，中盛粮油在CBOT至少抛空了1万手左右豆油期货，大约27.2万吨。
3、大豆风波
2003年8月-2004年8月，在美国大豆上市前后，作为国际大豆贸易定价基准的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导致大量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高位采购，并在随后的价格回落过程中由于无力支付货款或高成本带来的巨额亏损而陷入危机。许多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在4000元/吨的最高价格区间购买进口大豆，此后，大豆价格骤降，每生产一吨豆油就会亏损500-600元，有数据称，国内压榨企业70%停产，进口合同违约，造成了中国的“大豆危机”。
4、中航油事件
2003年以后，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在对油价走势判断错误的情况下，在市场上卖出大量看涨期权，累计数量达到5200万桶。2004年10月份，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但中航油并没有采取断臂措施避免更大损失，而是不断展期，导致亏损急剧扩大，最终亏损5.5亿美元。
5、中储棉巨亏
中储棉是2003年3月方设立的中央企业，当年10月起进口棉花多达20多万吨，豪赌国内市场棉价上涨。结果，国内棉价不涨反跌，致使其投机失败，其亏损约在6亿元左右。
6、株冶事件
1997年，株冶从事锌保值具体经办人员越权透支进行交易，出现亏损后没有及时汇报，结果继续在伦敦市场上抛出期锌合约，被国外金融机构盯住而发生逼仓，导致亏损越来越大。从1997年初开始的六七个月中，伦敦锌价涨幅超过50%，而株冶最后集中性平仓的3天内亏损达到1亿多美元。
许多人忍不住要问：为什么受害的总是中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太多的问题需要反思。然而，反思的声音依然微弱，人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推卸责任的借口，其中还包括许多乐观而离奇的论调。如果带着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去面对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国储铜事件绝非最后一幕悲剧，国际炒家的魔咒还将降临到我们头上，给我们带来新的痛苦记忆。
惩戒缺位是悲剧的外因
当人们曾经把目光集中在国储铜要造成多少损失以及此事如何收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那就是，国储中心并没有开展国外期货投机业务的资格。一旦将国储铜事件和“株冶事件”联系在一起来看，人们就不难发现，问题已是多么的严重。
在“株冶事件”中，湖南省株洲冶炼厂原厂长曾维伦不顾开展国外期货投机业务须报总公司主管部门审批的规定，未经批准违规从事境外期货交易，最终导致了巨额亏损。遗憾的是，当初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结果上，而忽略了对违规从事期货交易的处理。也正因为这一点，一些企业在突破法律法规界限从事境外期货投机交易的时候，变得毫无顾忌可言。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早在1994年3月31日，国务院就发文明确要求各期货经纪公司不得从事境外期货业务。2001年5月，中国证监会、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对外贸易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总局颁发了《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第九条明文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第五十一条规定：“对违反规定从事境外期货业务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尚且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何况那些没有取得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然而，迄今为止，违规从事国外期货交易的公司已有多家，没有哪家受到过严厉惩处。惩戒机制的缺位，使得国家的有关规定成了废纸一张，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
在当时的国储铜事件中，国储中心同样没有资格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然而，他们早就做了，只不过当初赚了钱，闷声发大财，上面即使知道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干涉。等到问题出来了，有关部门只顾忙于应付困局，也没有人提起对违规从事期货交易这回事。这正是悲哀之处！法律法规是约束企业行为，使他们不敢铤而走险的唯一利器。当这一点也不复存在的时候，相关单位不论从事境外期货交易还是搞投机交易，更无顾忌可言。
中国是世界铜消费量最大、进口量最大的国家，同时又是铜精矿、废铜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从套期保值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企业应该在LME以低价位做多。这样有两个好处：如果价格下跌，我们可以买到便宜的现货，在买现货的同时又推动铜价上扬，可同时在两方面受益。如果价格上涨，我们在现货上的损失，可以在期货上得到弥补。这既符合套期保值的操作规律，也符合中国的法律规定。而且，铜为小品种期货，容易逼空但不容易逼多。中国做多，哪个国际炒家敢死命向下打压？价格跌得太多，大不了中国把现货全部接下来，很容易在现货上大赚。别忘了，中国可是世界第一铜消费大国。而且，掌握着这么多的铜，铜价还不是由你说了算。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这样操作才可以真正地发挥中国的影响力，在铜的定价方面才能取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然而，作为一个铜进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国储中心却在国际市场上做空，且空单量非常之大。国储这样做，同样显现出惩戒机制缺位所造成的可怕后果。
国储中心之所以敢这样干，原因是他们提前已经知道国储局计划释放很多库存。事实上，国储过去能在上海期铜市场呼风唤雨，赚取大把大把的钞票，也跟他们这种获取信息的优势有关系。在国外，这样做是一种严重违法的行为，将遭受到严厉的惩处。然而，国储在上海通过信息不对称从散户手中巧取豪夺来了那么多资金，并未受到丝毫惩戒，在这种纵容的环境中，获利丰厚的刘其兵之流便误以为在LME，他们同样可以利用信息优势对其他投资者生杀予夺。他们错了。事实上，当他们脱离套期保值的初衷，在LME进行投机的时候，一条绳索就已经套在他们脖子上，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罢了。
法律法规形同虚设，人们就不会去敬畏它，人们就很难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惩戒措施缺位，人们不必为自己的违规、违法发行付出任何代价，人性中恶的一面就会显现出来。
1995，搞垮了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后来做了牢。法院作出判决：今后里森所有的现金收入都将由巴林银行的债权人直接掌管，里森今后要花钱买东西，必须提前两天以书面形式向巴林银行的债权人提出申请；不得利用巴林银行倒闭故事从传媒手中赚钱；必须彻底公布自己的财产状况，否则一旦查明有隐匿财产行为，还会判他继续坐牢……违法的人，终生都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假如我们的法律，也以如此严厉的手段，惩处那些视国家法律如儿戏、视国有资产如草芥的人，那么，类似这样的悲剧，还会如此频繁地上演吗？
期货市场应走向开放
从株冶事件到国储铜事件，笨拙而愚蠢的交易技术是中国企业屡屡被国家炒家围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得不感叹：我们的企业显得太稚嫩了。比如，在风险控制方面，在发达国家成熟的期货市场，风险控制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系统，即便是像索罗斯、巴菲特这样的大鳄，也无不视风险控制为第一生存要素。
然而我们却截然不同。有媒体披露了这样一个细节：国家物资储备调剂中心最先有一个交易团队，后来主要由刘和另一个交易员从事交易，此后这位交易员被调离岗位，刘遂成为惟一的交易员。谁能想到，中国数亿资金，竟然掌握在一个年轻人的手中？谁能保证一个冲动的年轻人不会因为和女朋友吵架而在期货市场上赌气？这意味着，我们的风险控制系统不是太小了，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也正因为没有风险控制，导致刘其兵在9月下的了8000手三月期铜空单，一直都没有止损。
其实，从“株冶事件”事件开始，中国的企业就一再重复同样的悲剧：没有风险控制，不懂得止损，最后将自己逼上断头台。
不仅风险控制没有建立，我国的企业在应对危机方面的手法，同样显得拙劣不堪。空单被套，国储局在北京拍卖储备铜以压低铜价，然而，国储在拍卖铜时，一反过去的低调，变得大张旗鼓甚至声嘶力竭，还故意透露出库存铜130万吨。结果，被国家炒家解读为虚张声势、心虚。更令人费解的是，在第4次拍卖铜的时候，上海、宁波储备铜底价一下上升至39000元/吨，拍卖底价刚一公布，马上带动了沪铜期货上涨。国储抬高拍卖价格，看起来是多挣了一点，但因此给多头助了一臂之力，而且，令国内对铜有需求的企业雪上加霜。那么多钱都赔进去了，还在这点蝇头小利上计较什么呢？
令人担忧的是，国储选择展期的做法，竟然受到一些媒体的推崇，乐观地评价此举有可能让国储大赚一笔，如此无知无畏的心态，如何能感受到危险的临近，又如何能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呢？不要忘了，在中航油事件中，陈久霖就是由于展期将亏损成倍放大，从潜亏580万美元翻倍亏损到了5.5亿美元，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的！国际炒家这次会让国储幸运地从他们的口中逃脱吗？
与国际职业的炒家相比，我们的企业不仅显得幼稚，也显得可怜，根源在哪里呢？这跟中国在期货市场上的保守政策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既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从事期货交易，也限制国外公司在中国从事期货交易，这不仅使我们的企业缺少在期货市场上接受锻炼的机会，也使他们养成了依靠“超前”信息鱼肉散户的恶习。有人评价我们的这些企业：内在内行，外在外行。
更为重要的是，在大宗商品方面，中国虽然是消费大国，却由于期货市场不开放，无法形成公平而充分的竞争，也无法形成令西方国家认可的定价体系，导致我们在石油、金属等基础商品上没有定价话语权。或许，有关部门是担忧中国的企业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容易被国家炒家狙击，故而加以了严格的限制，但现在看来，这种约束是无效的，要不也不会连续上演“株冶事件”了？既然限制是无效的，何不逐步开开放中国期货市场，让企业在开放的期货市场的博弈中逐渐成熟起来？
而且，一旦我们的期货市场真正成为国际性的博弈场所，那么，靠着国家第一买家这个强大优势，我们将有机会逐步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话语权。进而，我们将在国际市场上把握主动，在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上摆脱处处受外国牵制的被动局面，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跨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开放期货市场，使中国的期货市场尽快与国际接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
而近期中国原油期货的上市及铁矿石期货境外交易者的引入，正是接轨国际，蓬勃发展的起航之路。
祝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