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谈谈几个主要的经济学学派，并讨论它们对于经济周期的预测效能。对于当今中国和世界阶段的分析处于一个争论不休的境地，我们需要重新寻找那些在历史上表现最好的经济学派，从而完成对中国和世界目前所处经济周期阶段的尽可能准确的解读。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根据教科书中所列参考数目、命题索引以及所提的代表人物等指标给出了一个经济流派的影响程度列表（见表6-1）。

对于经济周期的预测，比较著名的学派有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当然真实商业周期学派也从供给（生产能力）的角度阐释了经济周期，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不被广泛认同，影响极小。我们来谈谈其中四个流派对于经济危机起因的认识。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由于边际消费率和资本支出天然递减的特点使得内需不足，加上流动性陷阱使得货币政策失效，从而引起经济危机出现，也就是市场参与者本身的特点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出现，所以需要总需求管理。但是，后来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众多经济学派的历史数据检验否认了边际消费率下降的说法，至少长期内不存在边际消费随着收入增长下降的情形。从而使得凯恩斯对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解释被推翻，同样凯恩斯主义对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滞胀表现得无能为力。所以，凯恩斯学派对于危机的解释能力从表现上和理论上都被动摇。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引起经济大幅波动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恰好是政府的货币行为干扰了经济自在运行而造成的。但是货币主义在后面20世纪末期的日本危机的前后表现都很差，对于很多那个时段前后的一些经济危机的预测也不尽如人意。因为根据货币主义的推断，保持物价稳定就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当时的物价确实比较稳定，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却为后来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导致了消费和生产脱节，也就是普通大众的收入水平眼不上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抑制了消费支出。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和20世纪后半叶崛起的东亚经济体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消费率的低下，由于缺乏有效的工会组织，劳动要素的价格被压低，从而影响了消费，降低了内需，引发了东亚式的经济危机。这种“重商主义”式的做法损害了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外部提供动力。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是少数着眼于生产二流通分配流程和阶段的经济学派，所以他们对于经济的分析是动态的，并且也能区分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从而建构起良好的经济预测体系，可情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国内的发展并没有眼上时代的变化，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细节，因而导致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运用相当落后，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对于消费能力的下降，凯恩斯的解释侧重于一种经济行为者天生的特性，而马克思则认为制度的构建影响了消费能力。而且欧洲和北美的劳工制度的发展确实出现了“马克思式”的调整，这也是欧洲和北美国家发展朝向更高路径跃进的动力所在。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马克思的普通大众、资本家之外还加上了国外的消费者，这使得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并不能马上发挥作用，因为国外的消费托起了生产。但是，这是不能持久的。

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经济危机解释理论是米塞斯一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过度的信贷扩张引起了投资等远离消费的经济过程的过度扩张，从而使得这些投资的收益率急剧下降，进而为以后的经济萧条埋下伏笔。这个理论虽然与马克思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不一致，但是两者都坚持对经济活动的动态把握，许多历史实例都证明了这个理论在经济周期前瞻性方面的非凡价值。

第一，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崩溃，无论是艾文·费雪还是凯恩斯都没有预测到，但是米塞斯和晗耶克却预测到了这次危机。

第二，在通胀明显发生并快速上升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也能在这个理论中得到完美解释，而凯恩斯对此无能为力。

第三，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的萧条同样也证明了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很多数据都支持了奥地利学派关于日本经济繁荣一破灭的解读。

第四，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01年早期的繁荣一萧条周期也在奥地利学派的解释框架之内。

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式，可以用马克思关于原始资本主义的框架结合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得到解释。劳工制度的落后引起了生产和消费的落后，进而引起流动性过剩，然后这些过剩的流动性涌向技资和资产引发繁荣，但是投资的过度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超过平均收入的上涨又为经济的巨大调整理下了隐患。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是解读当今世界变动的圭臬，这种推崇既来源于他们卓越的历史表现，也源于他们重视了真实世界中的生产流程，而不仅仅是将视线集中在静态的均衡和需求方面。

奥地利经济学最重要的著作是米塞斯（Ludwig van Mises）的《人类行为》（Human Action），他指出了经济学是关于如何通过有效的行为达到目的的科学，也就是：无数的个人有目的地通过行为改善自身的状况，而形成了以市场交换为核心的社会合作机制。因此，经济学也就归属于广义的人类行为学。市场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所有具有先天差异性的个人改善自身状况的有效途径，他可以理性地决定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与此对照，任何直接从某些统计量出发的“宏观经济学”都缺乏严谨的逻辑基础，更成为各种不正当地通过所谓的“政府干预”甚至控制来谋取特殊利益者的借口，并破坏了社会合作本身。

因此，个人的主观价值偏好（包括时间偏好，即选择在当前消费还是在更远的未来消费）以及有目的的行为是经济学的先验基础，而交换、货币、价格、工资、成本、投机（Speculation）、利润、利息、企业家的经济计算等现象都可以通过演绎推理来研究。特别地，米塞斯指出了，因为所有人类行为都涉及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也就总是一种具有风险的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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