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局6胜的法则同样适用于老虎基金投资风格的另一个特点：重长期。华尔街分析师给客户的观点一般都是基于未来12—18个月的看法，对冲基金有因为注重短期成功的，也有因为注重长期成功的，罗伯逊是坚定地站在长期阵营的。他的理想投资——用罗伯逊的话说，是非常好的投资——是那些在3年内很可能能够翻倍的股票。如果罗伯逊认为他已经发现了这样的投资，他愿意守着，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时期，直到市场和他的分析吻合。

 

1983年，罗伯逊断定油价将下降，所以他在石油和石油服务类股票上大量做空。有一段时间亏了，但这个决策是正确的：3年来，原油股票价值缩水了一半。

 

1984年，罗伯逊做空非专利药品制造商，认为非品牌的产品不可能持久盈利。同样，刚开始也是亏损的，但罗伯逊坚信自己的判断。两年后，他庆祝了苏黎世研究实验室（Zenithlabs）的崩溃，这家公司的股票在一个季度内下挫了45%。就像对人物的判断一样，坚韧不拔也不是每次都能带来回报的优势。当它确实带来回报的时候，有时运气是其中的关键。

 

1987年，一位年轻的名为约翰·格里芬（JohnGriffin）的助手说服罗伯逊做空一家小型的器械制造商，其产地在中国。该公司随即在圣诞期间销售量大增，股价从20美元涨到25美元。格里芬和罗伯逊坚持他们的信念，但还是没什么好消息，这家公司的股票到春天时涨到了35美元。格里芬在1988年离开公司去了斯坦福商学院，但他请求他的上司对这个投资保持信心：结果会好的！他深信这一点！罗伯逊仍然按照格里芬的想法办了，尽管当时股价已经翻了一番，到了40美元，这意味着老虎基金在这项投资上的亏损率已经达到100%。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天，格里芬收到了他上司的一份传真，纸上没有文字，只有一个数字：“50！”

 

几个月过去了，然后到了1989年4月，在中国有工厂的美国公司的股票急剧下跌，老虎基金做空的那家也不例外。格里芬兴奋地跑到一个公用电话那里。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他欣喜地告诉他的老板：“朱利安，我告诉过你肯定行的！你守住了这只股票！你相信了我！它奏效了！我知道肯定可以的！”

 

如果这个故事说明了坚忍不拔在缺乏十足的运气的时候可能怎样伤害罗伯逊的话，它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天赋。经营自己的数十亿美元对冲基金的年轻的、艺高胆大的格里芬离开老虎基金去上商学院，但从心理上，他根本没有离开，他仍然在电话里和他的上司交流，期待着咸鱼翻身。即使是25年后，债券市场依然很激烈，在2007年的一次讲话中，格里芬讲述了罗伯逊一直照顾他、对他的决定做出评判的深远意义：

 

所有的基金经理都希望他们的肩上有只小小鸟常常悄悄地告诉他们正确的市场走向。是的，我的小小鸟有浓重的南方口音，而且是个秃头。有时候，我听到他说：“伙计，不要这样做。”

 

在罗伯逊的指导下，像格里芬之类的年轻人的调研工作可能比在其他地方更加辛苦，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调研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那时，那些使数据轻易可得的网站、搜索引擎和彭博终端都尚未问世，因此如果一个老虎基金的分析师想知道福特的销售情况怎么样，他就得坐在电话旁边，直到他给福特的顾客、竞争对手、供应商、汽车经销商、配件制造商以及底特律的竞争对手都打过电话，实际上就是给任何可能提供有用观点的人打电话。

 

一位打算投资雅芳产品公司的分析师通过自己做雅芳产品销售代表的经历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另一位分析师考虑做空一个韩国汽车制造商，据说该公司的汽车引擎故障，于是他买了两辆它的汽车，并聘请一名机械师进行测试。在1995年初墨西哥债务危机时，大多数纽约投资者担心美国银行可能会受到打击，但是老虎基金的分析师飞到墨西哥，发现花旗并没有受影响，而且因为他们自己的银行被削弱，墨西哥人现在都希望和花旗做生意。随着恐慌的纽约投资者将花旗的股票价格压低，老虎基金低价大量买进。

 

罗伯逊合群的性格使他和其他对冲基金巨头不一样，而正是这个性格给了他优势，使他可以展开一场普通老百姓和他的特种兵部队之间的比赛，这种竞争就是特殊的他和一群普通人之间的竞争。

 

随着赚钱的机会由20世纪80年代的收购让位给90年代的全球化，罗伯逊也走向全球。与乔治·索罗斯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天生的以四海为家的人，但旅行适合他那种浪漫剑客的风格，于是他频繁地旅行。他飞到中国香港，在那里参观了收购大亨特迪·福斯特曼（TeddyForstmann）的公司。他快速地考察了欧洲，在这期间他给朋友写信说在巴黎的美国大使馆是“非常非常适宜居住的”。他抱怨巴西的海滩上女士相对男士的比例太小，却惊叹圣保罗商界领袖的圆滑。所到之处，罗伯逊结交新朋友，寻找新乐子。他会到一个城市，悠闲地参加最初的几个会见，他的主人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于是非常乐意安排他和自己所认识的最重要的人见面。

 

罗伯逊的旅行行程是由一个“营地辅导员”来帮他安排的，通常这个顾问是约翰·格里芬。约翰是个聪明的、不知疲倦的三项铁人运动员，他是罗伯逊的理想助手。这两人到世界各地考察公司，之后他们会一起打场高强度的网球，然后仔细考察另外一批公司。

 

一次在苏黎世瑞士联合银行的午餐上，格里芬狼吞虎咽的吃了一大块巧克力甜点和一块蛋糕后，罗伯逊和他的这位助手匆匆赶回酒店去取租的车。据他后来给投资者的报告中说，这两个人“把车上的音乐开得震天响，直奔奥地利，中间只在利希滕斯坦做了短暂停留。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滑雪。”

 

1989年11月上旬，格里芬在斯坦福商学院上学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房间里装的传真机输出一条他的上司发来的消息：“伙计，柏林墙很快要推倒了，这会是个很重大的事件。”几天后，这个墙果然倒了，两天之后，老虎基金开始大量买入德国证券。罗伯逊对德国几乎一无所知，但格里芬在伦敦做暑假工作时研究过德国市场，而罗伯逊不打算因为没有经验就放弃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老虎基金买了德意志银行的股票，这家银行肯定可以从一个统一繁荣的市场赚钱；买了费巴集团（Veba）的股票，这是一家大型的能源公司，在东西德边境沿线都有工厂，可以抓住新兴的东部市场；买了费尔顿和吉约姆公司（Felton&Guillaume）的股票，这家公司生产电线，将电力带入新的地区。果然，德国股市急速上涨，老虎基金在费尔顿和吉约姆公司的投资很快翻了一倍。

 

第二年夏天，罗伯逊和格里芬去了德国。他们去了东柏林，发现那里没有人听说过对冲基金，也没人知道朱利安·罗伯逊。他们还发现，德国和罗伯逊想象的大不一样。他第一次去拜访某个公司，在等候室坐着的时候，罗伯逊用手指碰了碰桌子，结果发现手指上沾满了灰尘，变黑了，他说：“这些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对这家公司有点将信将疑，在会议过程中，罗伯逊提出华尔街的问题，公司方面尽力和蔼可亲，而罗伯逊一直在努力弄清楚他所看到的数字和那些人说出的数字之间的差距。按照美国的标准，相对于这些公司和他们所拥有的资产来说，德国的股票便宜得不可思议。如果德国人能像美国的经理人一样管理这些资产，他们会为股东赚取丰厚的回报；如果现任经理人过于懒散，没有这样做，华尔街式的并购浪潮是不是可以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但罗伯逊在德国参观得越多，就越没了热情。他坐在经理的办公室，问他公司的股本回报率，但经理人关心他们的销售比关心利润多，他们代表的是公司雇员的利益，而不是公司股东的利益。例如，在一家名为拜耳股份（Bayer）的化学公司，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请罗伯逊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罗伯逊说：“如果可以这样子吃的话，当高级主管可真不错。”但

 

他没有提他其实希望公司省点钱。

 

“哦，不！”东道主回答说，“我们给所有员工都提供这样的午餐。”

 

“我的天！这里的飞机飞得那么近。”罗伯逊望着窗外说。

 

“是的，这是公司的飞行俱乐部，”有人回答道，“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培训以取得飞行执照，只要他想。”

 

午餐结束后，罗伯逊对格里芬说了他的看法：“这些人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德国经理人不应该不关心股本回报率。到1994年，罗伯逊结束了他在德国的考察。他认为这个国家的产业，不过就是个“巨大的低效率的载体”。

 

罗伯逊在德国的经历——他从看好到不友好的看跌的过渡——对老虎基金是个警告。因为全方位的扩展业务，该基金在基本不了解的领域摸索前进。业务扩展创造了新的机会，也包括犯错误的机会，以及或许有一天大笔亏损的机会。

 

1990年底，另一家杂志对罗伯逊做了描述。文章开篇貌似要揭开某个秘密：“朱利安·罗伯逊的公开声明……寥寥无几。可以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备案里或者金融报刊的某个段落里看到一些，但名气没有眷顾到朱利安·罗伯逊。他有财富，但没有名气。”当然，这些说法都自相抵消，因为吸引别人注意力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神秘感，尤其是当文章宣布罗伯逊的业绩纪录的时候。富人手中的钱开始大量涌入老虎基金，从基金来的钱也越来越多。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老虎基金成为第三只管理资金超过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罗伯逊都表示小打小闹不错，因为这让他相对于大规模的不灵活的竞争对手来说有着显著优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豁出去了：更多的工作人员，更大的办公室，更长的好的投资者名单，这些似乎都太有吸引力。在资产积累的竞争中，罗伯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他在索罗斯和斯坦哈特之后越过10亿美元这个里程碑，到1993年底，他运营的资金有70亿美元，比斯坦哈特都多，仅比索罗斯少一点点。但名列第二还不够好，罗伯逊嫉妒索罗斯总是能成为公众焦点的能力。老虎基金公布业绩优于量子基金已经是多年以后了，罗伯逊醉心于和索罗斯的比较，以至于他可以清楚地记得他的胜利，但不知何故，索罗斯总是那个得到最多关注也掌管最多资金的人。

 

然而，罗伯逊的强力扩张也带来了风险，这迫使他通过超出核心优势范围的投资分散风险：在美国股市，维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基金的机会太少了。特别是小盘股，完全超出了范围：分析师可能找出有前途的小公司，认为它的价值三年内能翻一番，但如果只有价值2000万美元的股票可供购买，就几乎不值得费那个劲。罗伯逊进入外国资本市场所付的代价就是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但在进入外国市场时，罗伯逊是赌他在美国所用的本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会起作用。德国的经验表明，考虑到德国公司对利润的漠不关心，那些用美国标准看来好像价值被低估的公司实际上可能是公允的。与此同时，罗伯逊在日本也遇到了和德国同样的问题。

 

基于这种无懈可击的逻辑，老虎基金做空了日本银行股：大银行管理不善；它们以和存款利率差不多的利率放出贷款，利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充满了不良贷款，但市盈率非常高。罗伯逊在1992年向他的投资者保证：东京这种奇怪的估价给了老虎基金很好的机会。但是三年后，罗伯逊在日本的分析师被迫写了一个便条，问他银行股为什么还没有崩溃。他坦率地承认：“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老虎基金的扩张也使得罗伯逊在宏观交易上冒更大的风险。他很早就曾涉足货币市场，他在1985年的巨额利润有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于美元上的下注，这个赌注是因索罗斯的操作而著名的“广场协议”的缩小版。与此同时，老虎基金在“套利交易”上做得也不错，这是布鲁斯·科夫勒从到商品公司就一直在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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